沙市中學報（99-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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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的狂者精神
余紹基
2010年第3、4期《讀書》雜志上連載劉夢溪先生大作《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》，讀后頗受教益。文中遍舉歷代有狂放之名者，諸如東方朔、阮籍、嵇康、李白、蘇軾等等，唯不及狂者之鼻祖孟子，殊為費解。不知是否以為狂名有瀆乎亞圣。
自古及今解孟子，有言仁政者，有言民本者，有言浩然之氣者，有言大丈夫精神者，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唯梁任公獨樹一幟，言“學孟子之學，從狂狷入焉可耳”（梁啟超《讀<孟子>記（修養(yǎng)論之部）》），頗能抓住要害，一語中的?？鬃釉唬骸安坏弥行卸c之，必也狂狷乎?？裾哌M取，狷者有所不為。”（《論語•子路》）孟子釋“狂”之義云：“其志嘐嘐然，曰古之人，古之人；夷考其行，而不掩焉者也?！保ā睹献?#8226;盡心下》）何謂“嘐嘐”，趙岐注云“志大言大者也”。然而志大言大何以高唱“古之人古之人”？梁任公解道：“必狂然后能向上進取也，古之人古之人也，皆所以向上也?！保ㄍ埃┥w儒家往往崇古，孟子言必稱堯舜，故而古之人乃其道德理想之最高標準，高唱古之人乃奮發(fā)向上、銳意進取之也。而李贄對“狂”之詮釋最為有趣：“又觀古之狂者，孟氏以為是其為人志大言大而已。解者以為志大故動以古人自期，言大故行與言或不相掩。如此，則狂者當無比數(shù)于天下矣，有何足貴而故思念之甚乎？蓋狂者下視古人，高視一身，以為古人雖高，其跡往矣，何必踐彼跡為也。是謂志大。以故放言高論，凡其身之所不能為，與其所不敢為者，亦率意妄言之。是謂大言。固宜其行之不掩耳?！保ā斗贂肪矶?，中華書局版《焚書•續(xù)焚書》，75頁》）此言于“古之人”之說雖與任公相齟齬，然皆以志大言大者為狂，觀點契合。更有甚者，錢穆以為狂狷即是“中行”，即是圣人，并非退而求其次。他在《論語新解》中引孟子對“中道”的解讀（“孔子豈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?！保┖?，發(fā)揮道：“孟子所謂中道，即中行。退能不為，進能行道，兼有二者之長。后人舍狂狷而別求所謂中道，則誤矣。又按：伊尹圣之任，狂者也。伯夷圣之清，狷者也?？襻詾槭ト恕！保ㄥX穆《論語新解》，三聯(lián)書店2002年版）由此可見，以狂狷解亞圣孟子之學，無損其圣人的光輝，故而拙文專述孟子的狂者精神，以為劉夢溪先生大作拾遺。
孟子是一個志大言大之人。其所處之時代，七雄并列，“攻伐為賢”，暴政橫行，民不聊生，餓殍遍野，權謀取士，異端并起。孟子以天下為己任，以救正時亂，解生民于倒懸，弘揚孔子儒家之道為職志，對當時的霸道暴政、社會亂象進行不遺余力的揭露和批判，企盼建立一個“五十者可以衣帛”、“七十者可以食肉”、“數(shù)口之家可以無饑”、“民養(yǎng)生喪死而無憾” （《孟子•梁惠王上》）的王道樂土。這就是他要以身殉之的“道”：“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；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?！?（《孟子•盡心上》）為了道，既然連生死都可以不顧，還畏懼千難萬險、敵手如林乎？“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！” （《孟子•公孫丑上》）正義在手，無私無畏，一往無前。于是，胸懷大志者遂口出大言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來，七百有余歲矣?！缬街翁煜?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也？”自詡為七百多年來之名世者，平治天下之第一人，并世無兩，非狂而何？孟子又曰：“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覺后知，使先覺覺后覺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；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。非予覺之，而誰也？”（《孟子•萬章上》）他認為自己就是世間獨一無二之先覺者，他要讓世人醒悟，拯救眾生，“眾人皆醉唯我獨醒”，志大言大，可謂登峰造極矣！
面對“民之憔悴于虐政”，“老弱轉(zhuǎn)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” （《孟子•梁惠王下》）的殘酷現(xiàn)實，孟子認為只有仁政才能把人民從困苦危急中解救出來：“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”（《孟子•公孫丑上》）孟子周游列國，游說諸侯，啟發(fā)統(tǒng)治者發(fā)“惻隱之心”“保民而王”，并保證如此則“無敵于天下”，且“天下可運于掌”。可是，統(tǒng)治者往往“顧左右而言他”，支吾其詞，不愿施行仁政?！肮峰槭橙耸扯恢獧z，途有餓殍而不知發(fā)。人死，則曰：‘非我也，歲也。’”（《孟子•梁惠王下》）縱然“民有饑色，野有餓殍”，君主仍然“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”，花天酒地，驕奢淫逸，橫征暴斂，不稍寬貸。孟子只有破口大罵其禽獸不如：“此率獸而食人也！” （《孟子•梁惠王上》）
由孟子觀之，君主之如此惡行是由于環(huán)境的影響和自己主觀放縱所造成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（見孟子“四端”說），為確保君主能夠不喪失生而具有之善性，孟子建議大臣通過各種途徑來正君心：“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?！保ā睹献?#8226;離婁上》）只有端正了國君的思想和行為，國家才能安定，仁政才可望施行。大臣的義務就是“務引其君以當?shù)?，志于仁而已”（《孟?#8226;告子下》），大臣“責難于君”、“陳善閉邪”才是對君主的“恭敬”。對于無道的昏君和暴君怎么辦？孟子在民貴君輕的價值判斷基礎上，進一步提出了易位說和革命說。他認為“貴戚之卿”“君有大過則諫，反復之而不聽，則易位”；而“異姓之卿”“君有過則諫，反復之而不聽，則去”。（《孟子•萬章下》）。即是說，臣民不但可以背棄君主，而且還有權廢置君主。孟子的放膽之言于作威作福、專橫殘暴之君，無異于當頭棒喝。由于暴戾恣睢的統(tǒng)治者大多冥頑不靈，請求其發(fā)善心讓利于民無異于與虎謀皮，孟子遂對之極為鄙視：“說大人，則邈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。” （《孟子•盡心下》）“以位，則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與君友也；以德，則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與我友?！保ā睹献?#8226;萬章下》）孟子一介布衣，竟認為國君連與他作朋友的資格都沒有，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，遑論其他。此豈非狂之至也？孔子曰：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” （《論語•顏淵》）臣須視君如父，愚忠愚孝，所謂君令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叫子亡，子不得不亡。然孟子乃曰：“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?！保ā睹献?#8226;離婁下》）氣勢咄咄逼人，鋒芒畢露，矛頭直指君主。由是觀之，孟子發(fā)展了孔子關于君臣倫理的理論，孔子說“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?！保ā墩撜Z•八佾》）如果君使臣不以禮，臣應該怎么辦，孔子沒有說。而孟子卻明確地提出了當君主不以禮使臣時，對臣子妄加殺戮和迫害時，臣可以視君如寇讎?？茏囌?，不共戴天之死敵也，誅之可也，伐之可也，逐之可也，無所不用其極皆可也。如此一來，作威作福的君主威風豈不是掃地以盡，生殺予奪之大權豈不是全操諸臣民之手？如在孔子看來，這豈不是犯上作亂、無父無君、“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”了嗎？更有甚者，孟子對荒淫無道之暴君如桀紂之流根本取消了他們君主的名號，直接加諸獨夫民賊之惡謚。例如，當齊宣王咨詢湯伐桀、武王伐紂這樣的“臣弒其君”的行為，是否正確時，孟子毫不隱晦地直言相告：“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，殘賊之人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弒君也?！保ā睹献?#8226;梁惠王下》）此即是說，有道可以伐無道，新圣王可以替天行道，吊民伐罪，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。湯伐桀、武王伐紂都是正義的行為，并沒有違反君臣之義。 這就在實質(zhì)上肯定了臣民可以誅殺無道之君，是典型的儒家“革命論”，亦是孟子狂者精神之特質(zhì)。孟子之狂言，與孔子之君臣父子之說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計，甚至可以說是從根本上背棄了孔子的儒家政治思想。
在七國爭雄、兵火交加、交相爭霸、君權日益膨脹的時代，孟子的這種狂者之言，不僅難能可貴，而且震古爍今，對后世封建君主專制條件下出現(xiàn)的某些敢于抗衡暴君獨夫的諍臣志士有相當大的影響。“孟子之政治思想遂成為針對虐政之永久抗議?！示推溆绊懻摚献又?，不僅有異于荀，亦抑頗殊于孔。蓋孟子取人民之觀點以言政，孔荀則傾向于君主之觀點也。”（蕭公權《中國政治思想史》）此言確系的評。因之，孟子這種狂者精神是有一定民主意義的。因之，《孟子》一書作為儒家經(jīng)典并非象牙塔里的高文典冊，而是一部對專制制度大張撻伐、以身殉道、為萬民請命的狂言之書。對孟子的狂者精神，專制暴君明太祖朱元璋最為敏感，亦最為反感，嘗讀《孟子》至草芥寇讎之語，雷霆大怒，至欲將孟子逐出孔子廟而后快。后來雖因刑部尚書錢唐上書力諫而作罷，但仍下令取締《孟子》，另令大學士劉三吾等人修纂《孟子節(jié)文》，刪去與民本、反專制有關的言論共計85條，課士不以命題，科舉不以取士。（見《明史》卷139和全祖望《鮚埼亭集》）此例從反面證明了孟子反抗專制的狂者精神影響之深遠，意義之重大。
要之，孟子的狂者精神前無古人，后啟來者（如李贄、黃宗羲等），令專制暴君股栗，令反專制斗士神旺。宜乎李贄贊其“下視古人，高視一身”，非以古人自期者也（見前注）；宜乎梁任公頌之“狂者‘進取’，由狂入圣‘圣之任’。孟子最‘進取’者也，孟子最能任者也，故孟子亦狂者也?！保ǔ鎏幫埃┳吖P至此，腦際不由浮現(xiàn)李白的一首五言律詩《贈孟浩然》：“吾愛孟夫子，風流天下聞。紅顏棄軒冕，白首臥松云。醉月頻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”愚以為，只須將頸聯(lián)中的“醉月”改為“狂狷”，“迷花”改為“大剛”（浩然之氣，至大至剛），便成為一首絕妙之《亞圣頌》矣。